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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动态】程恩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多样化创新原则

2017-02-03 程恩富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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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作者介绍
程恩富（1950—），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顾问委员会委员，兼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理论经济学评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学科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出版《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等二十余部，在《人民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论文四百多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注重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经验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呈现出多样化格局。然而，多样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各有长处与短处，需要在科学评析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和开拓创新。
一、现有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系简评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出版的数十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其主要理论体系的建构大致有以下几种。
——两大类结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 20世纪80、90年代，把政治经济学分成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大类，是主流理论体系的结构。其优点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可以充分阐述，缺点在于两大部分的结构和概念是不对称的，时常对同一分析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进行阐述。如资本主义部分使用“扩大再生产”概念，社会主义部分使用“经济增长”概念等。
——三篇结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受当时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这种体系先设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篇，集中阐述基本范畴、原理和观点;再设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两篇。它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有一定的逻辑性，但后两篇内容的构成逻辑和方法是不自洽的，依然存在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大类结构体系的缺陷。
——四篇结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主要由商品经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四篇构成。它把商品、货币、社会生产一般的内容独立成首篇;在后三篇中分别论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特点和经济发展模式。这只解决了首篇分析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一般概念的对称性，而其余三篇仍然是先后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类来论述。此外，另一种四篇结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依照商品和货币、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排序。这两种四篇结构的体系有一定的科学逻辑，但不同经济的制度、运行和发展等内容是相对交叉的，且对外开放都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所内含，完全分割叙述并不完美。
——六篇结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参照原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式，综合设计而形成的体系，主要分为社会生产过程、社会经济制度、微观经济运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运行、国际经济关系六部分。其优点是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成分，但并非遵循统一的科学方法论逻辑来构建，分块拼盘明显。
二、创新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原则与思路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样化理论体系，使其尽量符合科学化、时代化和中国化的要求，可考虑确立以下若干学术原则和思路。
第一，应科学地汲取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结构的某些思路，而不宜进行简单的混合式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结构一般分为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三大块，反映了其经济思想史发展的沿革。19世纪末，马歇尔综合前人研究所形成的经济学体系，只是微观经济学。它在 20世纪 30年代大危机冲击下的部分破产，使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应运而生。再加上日益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西方主流理论体系形成了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三大块结构。这一体系的内容存在严重弊端。科斯批评其属于缺乏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等内容的“黑板经济学”，形式主义盛行;加尔布雷斯也支持法国青年学者的批评，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严重缺乏对于现实问题的了解和分析。哈佛大学经济系学生在罢课声明中强调，真正合理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包含对各种经济学优缺点的批判性探讨，而不能只为问题百出的不公平社会辩护，但在曼昆讲授的课程中，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和路径来研究经济学和社会。这些内容的严重缺陷与其体系结构的缺陷密切相关，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历来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支撑。鉴于三大块体系结构机械划分的弊端，斯蒂格利茨和沃尔什编写的《经济学》等教材便将之舍弃，转而以交叉设章节陈述三大块内容的方式权宜行事。显然，这些略有差异的新体系结构依然缺乏科学方法的系统性，甚至造成了更加不合逻辑的混乱。譬如，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的 “微观经济学”篇，先论述供给、需求和产品市场，后又设 “应用微观经济学”篇，论述政府税收和支出、效率与公平、国际贸易，甚至还设有“会计学”这一目。其实，政府收支当属宏观经济问题，国际贸易当属国际经济问题。因此，倘若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只是在原有体系结构上增加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部分，形成各种混合型的理论体系架构，势必同样缺乏统一的方法论逻辑。我们可以科学地汲取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思路，即政治经济学需要包括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有关内容，但绝非简单地在体系结构上进行混合式的模仿。
第二，应综合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与《资本论》 “四卷结构”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而不宜将二者相互对立。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六册计划”。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但马克思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正式出版的四卷本《资本论》结构体系，分别为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和剩余价值理论。我们可以科学地综合以上二者的构想和安排，并加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思路，摒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分法的框架，重新设计一种较为完整的、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可考虑按照如下逻辑安排。除了在导论部分阐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对象与范围、任务与方法、性质与意义，以及在尾论部分阐述经济制度一般原理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异同、共存、竞争和发展趋势之外，主干内容可以分篇阐述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其中，前三个经济过程重点体现《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的叙述方法;后两个经济过程重点体现“六册计划”中的后三分册叙述方法。其中的各篇章节都依循先范畴一般、后范畴特殊的分析法来阐述。例如，在叙述工资范畴时，先讲工资的一般含义，再讲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接着讲社会主义工资的本质;在叙述市场经济范畴时，先讲市场经济的共性，再分别讲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特征和社会主义特征。
第三，应尽快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宜只着眼于仅完善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我国唯一规范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专著是许涤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表的。他以三卷本形式，分别阐述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从恩格斯提出应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以来，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外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史料已十分丰厚，完全可以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抽象，提炼出其中的主要经济范畴，揭示它们的经济关系和总体发展规律，从而分别构建统一规范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而非满足于一般的经济史学，以便最终创立历史与逻辑相吻合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
有论著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为由，认为不能或不应构建包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种认识有片面性。相对于19世纪后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资本论》以及更早形成的资产阶级古典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在产业革命胜利前的18世纪及之后 19世纪中叶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创立的，尽管它们的体系、方法和原理存在重大区别。可见，只要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基本定型或相对成熟，便可以创立科学反映和揭示该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人所共认，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都会不断发展和持续演化，直至过渡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就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其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将不会停止。尽管后者尚处在初级阶段，但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算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我们总不能坐等到共产主义社会，再来创立各种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要不断前进。至于有舆论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任何历史时期所有的经济制度都具有“普世”性，以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迟早会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否定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必要性，那就属于一厢情愿的谬论了。
第四，可按照不同的叙述方法，分别谋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同建构，以利于比较研究，而不宜单一化。笔者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结构的安排次序可进一步概括为：“生产要素结构分析一一国家经济整体分析一一国际经济关系分析”。第一步的安排先阐述作为资本主义核心概念的“资本”，再阐述作为第二位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土地所有制”，然后阐述被资本和土地所有制所支配的“雇佣劳动”。这是对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雇佣劳动阶级三大阶级经济生活条件及其经济关系的分析，从而完成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范畴分析，成为总体把握其基本阶级关系的依据。第二步阐述作为整体资产阶级的国家经济行为;第三步经由对外贸易，阐述作为资本具体总体的世界市场;通过这两步揭示国家和国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与此不同，《资本论》前三卷的总体结构采用黑格尔“正一反一合”螺旋式上升的叙述方法。即先阐述作为核心内圈的“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阐述包含内圈的“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圈，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流通;最后阐述包含生产和流通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外圈，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辟地分析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自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没有否定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这四个环节和领域来叙述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并且《资本论》前三卷的理论体系就是先后叙述前三个环节的，消费理论则分散在各卷之中。可见，如果分别采用马克思依据不同的叙述方法，所形成或涉及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至少也有上述不同层次的三种形式。
现在深一步探讨，倘若要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体系建构上的学术对话，合理借鉴其中的某些方法以及物理学的方法，并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神，总体指导和超越该理论体系，我们还可以创新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即依序叙述“渺观经济→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宇观经济”。渺观经济重点阐述劳动与生产一般、个体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中的人性。微观经济重点阐述家庭的分工、生产、收入与财富、消费、储蓄与投资、人口;阐述企业的分工、生产、分配;阐述市场的形式与结构体系、地位与作用、要素市场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市场与国家关系、国家微观规制。中观经济重点阐述产业的发展、运动、组织、分工、结构和多产业关系;阐述区域经济的分工、组织、一体化、要素流动、贸易关系、城乡关系、均衡与非均衡发展。宏观经济重点阐述国民收入决定与核算、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和模型、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周期、国家宏观调节、居民人口。宇观经济重点阐述国际的分工、生产、贸易、金融、资源与财富分配、生产价格与价值规律、竞争与垄断、全球化与区域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体系、经济调节与秩序。简言之，以中外市场经济为研究范围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应科学地促进多样化发展，实现理论体系差异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共生，通过比较和争鸣，多学派地丰富和繁荣该学科。
第五，应完整地构建在方法和原理上分层递增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宜专题化。与西方经济学教材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不同，现有政治经济学教材几乎都没有按照方法和原理的深浅，分层递增地展开叙述。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教学都是专题研究，这种不规范的安排亟需改革创新。以方法为例，在初级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大体只需讲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他使用过的初等数学;而在中级和高级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就应循序增添高等数学、系统论、控制论、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美学等某些叙述方法，进而深化对多种经济现象和多级经济本质的分析，反映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等的交叉互动，充实理论研究和叙述的深度和广度。再以分析领域和相应原理为例，在初级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大体只需讲授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的经济原理，而在中级和高级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就应循序增添文化、科技、卫生等重要领域及相应的经济理论。还可以某一经济原理为例，从生产力的一般含义界定扩展到生产力的体系结构理论;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类再生产实现的公式，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部类、环境部类、军工部类及其在开放条件下的实现公式和投入产出模型;从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征分析，扩展到对多种生产方式的世界体系分析;从经济危机的一般阐述扩展到短中长三种经济周期理论;从单纯的国际经济学分析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从对土地和地租理论的一般介绍，扩展到整个“三农”理论;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析，扩展到如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等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析，并循序增添对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经济区域化和时空经济等重要理论，等等。
第六，应严密构建起始范畴与主线理论逻辑自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宜随意化。单纯研究某一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被称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被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我们不妨把同时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称为“中义"政治经济学。以近现代市场经济为研究范围的“中义”政治经济学，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起始范畴是什么?既然资本主义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作为细胞，以包含一切矛盾胚芽的商品为始点范畴，看来依然是贯穿对立统一矛盾分析法的最佳安排。而把所有制或劳动等这类复杂概念，当作叙述始点则不妥当。遵循马克思关于社会剩余劳动的构思，社会剩余劳动理论可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El线) 理论。但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剩余劳动一般要转化为社会剩余价值，因而社会剩余价值理论可视为“中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笔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将社会剩余价值按经济制度的性质进行分类：私人资本及其社会资本攫取的是马克思原本意义的私人剩余价值，公有资本获取的是联合劳动者自己创造的“公有剩余价值”。以往那种既承认资本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特有的范畴，又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以及工资视为各种所有制的共同概念，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会导致“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部的表述紊乱。
与此相关的是社会生产目的的理论创新问题。私人资本最大限度地攫取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直接和最终的生产目的，它们之所以生产作为其载体的使用价值，完全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具有双重生产目的。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公有企业，其直接的生产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公有剩余价值;而公益性公有企业的直接生产目的，是以使用价值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含生态环境的需要)。但所有公有制企业的最终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并服从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全体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所进行的宏观调控，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最终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因而体现了人民主体性和民生导向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
（转自思想火炬微信公众号）